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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迅速飙升的社会融资总量引发市场关注。央行最近公布的2013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为6.1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27万亿元。社会融资渠道和总量的快速扩张，让挑战与机遇并存：挑战是在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资金需求的同时，也给流动性调控、通胀管理带来了一定难度；机遇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于传统的数量型调控手段效果有限，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作用，就显得迫在眉睫，深化金融改革刻不容缓。

申银万国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分析认为，目前宏观政策总体上保持稳定，主要通过结构型工具进行针对性调控。由于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货币政策工具在控制传统的信贷、调节基础货币工具之外，更多地将通过价格工具调节市场的流动性。

随着金融改革和发展,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发生了较大变化,直接融资规模及所占比重逐步增加。“回顾信贷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2008年的时候占72%，到去年12月降到52.1%。５年降了20%，这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结构性变化。”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日前在中国宏观经济季度分析会首次会议上作上述表示。

于新增贷款，社会融资规模是更广义的货币流通量统计指标，即除了包含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外，还纳入了股票、债券融资等，从而使货币流量统计延伸到股市和债市等渠道的融资来源。今天直接融资和创新性金融业务已占据社会融资规模的“半壁江山”，并且随着金融创新快速发展，未来占比或将更高。可以说，社会融资规模结构性增减的背后，不仅表明融资构成比例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也体现出实体经济融资方式更趋多元化。

目前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企稳回升、流动性供求关系保持总体平衡，未来为了配合经济继续稳步增长，社会融资规模还需进一步适度扩大。但为了避免发生市场上流动性过剩、通胀高企的情况，货币政策调控就需要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作出更具有针对性、有效性的安排。从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来看，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调控手段具有“大水漫灌”特征，对于多样化融资渠道的调控精准程度略显不足，而利率等价格手段可以直接作用到任何一种融资工具上，因此价格调控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从西方的货币政策演变过程来看，随着融资渠道的多元化，数量型工具越来越不足以胜任它的管理能力，金融宏观调控需要更多地转到价格调控方式上来。

华夏银行副行长黄金老日前撰文表示，我国的货币数量控制手段，也必将不得不让位于价格手段。贷款限额、窗口指导、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比等数量型工具是中国货币政策的最主要工具。这些工具控制的都是“信贷”数量，而非“货币”数量。“信贷”数量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正日益弱化。

我国已经形成了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并存的利率体系，同时初步实现了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相结合。对于票据贴现、债券、股票融资等按市场化方式定价的融资，主要使用利率价格型工具进行调控；对于贷款等市场化定价程度相对较低的融资，则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和利率价格型工具进行调控。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是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有益探索和创新，它将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结合起来，将进一步促进金融宏观调控向市场化方向转变，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而转向以利率等价格型调控工具，以及正逆回购等更具灵活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或将是未来货币政策调控的趋势。

此外，用好社会融资规模这个新指标，将极大地丰富和完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更有利于发挥货币政策的调控功效，反映金融风险在不同金融机构、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传导，从而有利于强化对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监管，最终达到防范整个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目的。正如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所言，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的大幅度增长和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表明我国社会融资体系、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直接融资已经占据我国社会融资总额差不多一半，这一重大变化，一则是喜一则是忧。喜的是社会融资渠道、市场、产品、机构日益多元化，符合我国金融深化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为利率市场化和其他各项金融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忧的是急剧增长的直接融资产品里面，蕴涵了相当的风险，许多产品的风险和收益结构不清晰，责任不清晰，风险披露不充分，承诺回报过高，都给未来埋下金融风险隐患。